公共文化发展的缓慢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06-20 06:02    次浏览   >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6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公共文化供给差异对居民宗教信仰影响》课题小组于2017年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回收的城市居民问卷份数和农村居民问卷分别为223份和140份。浙江省是沿海商业发达的省份,一直是中国基督教和佛教新教徒最多的省份之一。选择温州进行调研有以下几点考虑:(1)温州的城市和乡村内均有佛堂或教堂且温州的民俗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2)温州经济发展较为早,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图书馆、公共休闲广场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但由于城乡区域性经济发展不一致,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存在差异性,公共文化对城乡居民有不同的影响力度。鉴于上述考虑,温州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典型性,能更好地反映公共文化影响对城乡居民宗教信仰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宗教迅速发展,掀起一阵“宗教热”。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2003年,国内信教比重仅为6.1%,但2011年信教比重却增加到了13.4%。此外,在信仰的城乡分布中,宗教信仰群体更多地集中在农村。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中有明确信仰的比重为23.26%,比城市居民高出了3.19个百分点,显然,农村的“宗教热”相比城市而言更为盛行。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村的“宗教热”比城市更为盛行?对此吴理财、夏国锋(2007)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的相对供给不足引致了农村“宗教热”,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不健全、活动较少等原因导致了农民精神世界的空虚,于是农民将精神寄托转移至宗教信仰,而宗教所宣扬的博爱、互助以及组织活动的规则性等使得宗教类似于一个“精神合作社”,能大大提高人们的组织归属感。那么到底是不是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的差异导致了宗教信仰在农村更为盛行的局面呢?为了弄清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理论分析,对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第三节则是进行实证分析,对本文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具体说明;第四节为计量结果,基于问卷所得数据进行了回归并得出结果;第五节给出主要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直接研究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相关文献还比较少。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从侧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如putnam(1995)研究了美国社会资本的长期变化过程,认为美国社会资本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认为社会资本下降是缘于电视的兴起。如果将宗教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那么,putnam假说可以用来推断,世俗文化活动参与越多,宗教活动参与就越少。olken(2006)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后发现,看电视时间增加,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宗教活动)情况就会下降。barro(2010)的研究则表明,国际上信仰转型发生率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由不同国家居民受教育水平来解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信仰转型发生的概率。但是alston(1971)对比了信仰转型者与非信仰转型者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正面回答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关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方面,相关文献涉猎不少。如吴理财(2007)提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贫乏导致了农村宗教的兴起。关于农村文化与“宗教热”的关系问题,阮荣平(2010)证明农村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在探究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吴理财、张良(2010)表示,农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下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很多农民正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而信仰基督教的。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如张萍(2009)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了模型拟合来分析文化因素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数据表明,“文化程度低的人更信神”的结论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在我国农村,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青年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群体,由此可以推断,不是文化程度越低的人,才会去选择宗教信仰。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公共文化供给缺乏的前提下,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强,更不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人相对其他人有更多渠道获得文化产品,因此不容易去信教。为了进一步探讨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将通过温州城乡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拟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公共文化分别对城市居民和农户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借鉴学者阮荣平等(2010)的研究,本文建立了如下计量模型来分析公共文化与城市居民和农户个体宗教信仰的相关关系:r=β0+γz+βx+ξ+μ(1)r表示受访者是否信教(信教=1;不信教=0)。z表示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包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利用公共设施的频繁程度。利用公共文化设施的具体测度指标是每年前往图书馆的频率(无=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公共文化活动的具体测度指标是参与公共汇演(广场舞等)的频率(无=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x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本人健康状况、家人信教状况、家庭社保水平。ξ表示城乡各自固定效应。μ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模型中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对居民宗教信仰而言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能通过个体行为所表现出来。而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是由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惠及社会。因此,个体的宗教信仰不会很大影响公共文化的供给。再者,当总体的规模较大时,个体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频繁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基于以上的理由,本文将公共文化的影响程度视为个体宗教信仰的外生变量。

本文在城乡居民的微观角度上,利用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频繁度来代表公共文化的影响度,就公共文化影响度对居民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宗教的“精神合作社”假说的预期基本一致。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活动的渗透程度对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居民个体水平,加强公共文化的投放和影响,能够较为明显地降低个体对宗教信仰的选择。此外,通过研究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年龄、个人健康水平和家人信教水平对个体的宗教信仰行为有相关关系。其原因可以解释为居民的精神生活还处于匮乏的状态,现今年龄较高的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退休后,尤其在农村,由于精神生活的空虚,且容易轻信于鬼神之说,踏上信教之路。此外农村的生活较城市而言比较闭塞,宗教信仰祖辈承袭的做法仍是普遍,因此农村信教比重远大于城市。且由于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源远流长,它们在农村中被大多数人所信奉,许多农村里建有祠堂,并定期举行祠堂的祭拜活动,导致许多农村居民从一出生便参与宗教信仰活动和皈依宗教。因此,农村中信教行为受家人信教和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除却居民的主观和不可抗的历史及传统原因,城府在城乡的文化活动投入力度不同,公共文化发展的缓慢,横向比较城市和乡村之间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显而易见,城市的公共文化场所的质量水平普遍高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场所,因此这些文化场所在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对居民宗教信仰行为产生同方向相关关系但是不同的强弱关系。

通过问卷统计,以及表1和表2的数据可知,农村的信教比重明显大于城市的信教比重,其中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女性群体的信教比重大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城市的受教育水平大于农村。在公共文化的影响度方面,两个地区均有图书馆和定期举行公共文化汇演,但是城市的图书馆被利用率显著大于农村,而农村的公共文化汇演更受当地居民的关注。本小组就此情况进行了实地访问和勘察,发现农村的图书馆多建于村委会办公地附近,多以阅览室的形式存在。阅览室的规模均较小,阅读环境较为简陋,书籍更新的频率较小。转观温州市区,大型图书馆就有三座,均是集藏、借、阅、咨为一体的现代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优美的大型先进的图书馆。本小组来到三楼的人文社科区,人文社科类的图书每个月都有一批新书引进,温州市民可以通过市民卡在网上进行预约借阅。在公共文化汇演方面,本小组发现农村的公共文化汇演的方式更为多样化,由于传统习俗,温州农村通常有舞龙、“迎大佛”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汇演活动。而温州城市,由于政府管制较为严格,电影多数都是露天放映的,但是由于市区电影院数目繁多,来观看露天电影的人数寥寥无几。在健康方面,城市居民的健康分布状况较广,但是两地均是健康人数占了主要。公共文化的影响度与宗教信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若城市或农村中,加强公共文化的渗透程度,居民信教的概率将会极大地下降。这一负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意义,因为其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5%。且对比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系数,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受到公共汇演影响度的挤出效应更大,而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受到图书馆影响度的挤出效应更为强烈。女性的信教概率要显著大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在城市居民的信教行为中也是一个显著的要素。表中的数据显示出,在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信教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本人健康状况中自我报告为“非常健康”的居民的信教可能性是显著下降的,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因病信教”之说。其次,家人信教与居民信教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在农村里,家人信教行为的影响程度更大。年龄对宗教信仰也有弱的正相关关系,在农村中较为明显,即年龄更大的人更倾向于进行宗教的信仰。

(1)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城乡之间居民宗教信仰的差异,可见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缺口,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力度,调整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结构,扩展农村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2)进一步推广公共文化活动。多多举办“公共文化汇演”等公共文化活动,增加公共文化供给,通过模型中的相关控制变量也可看出,精神生活的空虚会导致人民倾向于信教,因此需要扩大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充实农民的精神世界,减少农民的“被迫性闲暇”。(3)建立公共文化诉求机制。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效率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文化供给的结构失衡、供给无效,很多公共文化设施并不是农民真正需求的,很多公共文化活动并不是农民愿意去参加的,反而农民真正需求的公共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供给。因此,建立起“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诉求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应当结合农村当地实际情况,相应地供给符合当地农民特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让农民自己选择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并通过干群互动来进行农村文化大院建设。